鼓楼:“中国秋叶原”三十年浮沉录(上)

鼓楼:“中国秋叶原”三十年浮沉录(上)

来源TGBUS原创作者建安余韵2018-09-28

合众人的“最好”以调和折衷,造出一个偶像,此即所谓“鼓楼的黄金时代”。

晨钟暮鼓

与北京那些不胜计的狭窄老巷子不同,地安门大街十分宽敞,东西向横亘在北京的中轴线上。当年这里本有座气象恢弘的地安门和老城墙,1954年把城门和城墙拆了辟作马路,才有了这般光景。

穿过老城门改造而成的干道,沿地安门外大街径行往北,在老城区中轴线的尽头,始建于元代的钟鼓楼便坐镇于这北京城古今的分界点上。历史上钟鼓楼虽经多次火灾与战乱破坏,仍能得以重建保全,岿然屹立在此700多年。

鼓楼在前,红墙金瓦,微胖。

钟楼在后,灰墙绿瓦,略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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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楼

在古代,钟鼓楼肩负报时职能。每天亮更(3点-5点)及定更(19点-21点)先击鼓后撞钟,其他更天则只击鼓不撞钟。敲鼓与撞钟方法相同,北京民谚归纳为“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如此重复两通,共计一百零八下。因为一年有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侯(五日为一侯),相加之和为一百零八,所以古人用一百零八象征一年。

每到定更天鼓响,百业渐歇,城门关闭,内外城交通隔绝;待到来日亮更天伴晨钟复启,九流十家内外交通,羁旅往来不绝,城市重新运转。是以钟鼓楼成为北京一个文化符号,老北京形容帝都的生活“晨钟暮鼓、钟鼓相闻”。

钟鼓楼的报时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1924年已是民国12年,五四运动业已过去五年了,然而钟鼓楼却仍属前清的銮舆卫管辖,北京还能听见钟鼓和鸣,定更后还有九门提督衙门的差役出来巡街打更,显出不合时宜的前朝余续。后冯玉祥进京,将溥仪赶出紫禁城,钟鼓楼才彻底卸下职能,变成纯粹的古迹。

对北京人来说,钟鼓楼,就是时间概念的具现。

传统又常新的街巷

鼓楼是传统的。

鼓楼一代拥有保存较完好的胡同和四合院建筑群,是北京最著名的民俗旅游景区。街道两旁清一色磨砖对缝的古典风格建筑与鼓楼相对望——虽屡有修补、翻新,店铺也换了几茬,然多年来大抵还是这副风貌。

地安门外大街径直向北延伸,到鼓楼脚下被东西两向分隔出了泾渭,形成一个三叉路口:鼓楼西大街沿什刹海折向北通德胜门;向东去是鼓楼东大街——今天中外驰名的民俗旅游景点南锣鼓巷,出口就在这趟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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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地图

以地外大街为经,鼓楼东大街做纬,隔出的这块只有0.88平方公里的街区,星罗棋布着僧王府、可园、末代皇后婉容故居等37座文物古迹;往西去有北京最古老的商业街烟袋斜街;穿过斜街就到了什刹海——名字叫“海”,其实是人工湖,据说过去此湖沿岸有十座佛寺,因此得名“什刹海”。

什刹海湖面最窄处,银锭桥像一条元宝装饰的玉带,收紧了湖水的纤腰,连接起东西两岸,并以桥为界区分出了前后海:桥南为前海,桥北为后海。银锭桥始建于明朝,后屡经翻修。1910年,汪精卫在此桥下埋炸弹,意欲暗杀溥仪生父、清朝摄政王载沣,后因事败被捕。汪在狱中做好了就义觉悟,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壮怀诗篇,其事迹传诵一时,银锭桥也藉此驰名全国——然而后来因汪精卫名声太臭,这典故便少有人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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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锭桥

早年什刹海广植荷花,沿湖垂柳傍岸。每临盛夏,荷花映日,风吹柳动,窸窣有声。清代竹枝诗赞道:“地安门外赏荷时,数里红莲映碧池,好是天香楼上座,酒阑人醉雨丝丝。”待到傍晚,天光云影间彤霞掩映,吃罢了晚饭的老人坐在湖边的石椅上,身旁的收音机流出京剧、鼓曲的唱段,有时兴致来了,还跟着收音机唱上几句,有板有眼,伴蝉鸣相和,画面动人心魄。这些北京大爷特别可爱,甭管认不认识,只要过去问候一句“大爷您挺好的?”老人就能拉着你聊半天。

鼓楼也是常新的。

鼓楼自元代起就是北京最重要的商业区之一。什刹海曾是连接大运河与海路漕运的枢纽,百市兴旺,商贾如云;鼓楼周边居民,不是过去的八旗贵胄、达官显贵,也多是三代以上的老北京;而再往北不到两公里还有解放军总政大院,这些大院子弟普遍家底殷实,消费能力强;鼓楼周边有多所学校,其中包括有100多年办学史的鸦儿胡同小学、80多年办学史的北京市第十三中学,以及培养了陈道明、姜文等人的名校中央戏剧学院等等,文化氛围浓厚,年轻人很多。

或许是因为以上历史和社会原因,鼓楼成了北京年轻人的潮流集散中心,无数模玩手办、轮滑、球鞋之类的店铺,随着社会流行趋势在鼓楼留下过自己的印记;全长不过1.1公里的鼓楼东大街两侧有十几家乐器行,被誉为北京的“音乐一条街”;后海沿岸有100多间酒吧,是年轻人和外国游客消遣的圣地。这些酒吧与北京传统文化的融合也饶有趣味:过去歌手在酒吧霓虹灯下弹唱,相声艺人则在传统茶楼和炸酱面馆里说相声,彼此泾渭分明;而现在,茶楼面馆里不时会想起民谣歌手的吉他,在酒吧也能听见相声艺人使灌口——估计放眼全国,这种奇妙体验也只有北京鼓楼独一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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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海夜景

但以上这些,都没有游戏给鼓楼留下的烙印深重——从80年代末到21世纪头十年,游戏,曾是鼓楼的标签。地安门外大街加鼓楼东大街全长约1.8公里,今天看来,这里只是普通的民俗商业街——但在不到二十年前,这段不足两公里的街道旁罗列着多达五六十家ACG类门店,以游戏店居多;如果再算上那些只是兼卖一点盗版游戏、周边、动画光盘的其他店铺,巅峰时期两条街上做ACG生意的商户多达百余家,被誉为“中国秋叶原”。

然而今天,伴随着潮流起伏,两趟街上的ACG类门店只有12家游戏店、1家模玩手办店和1家桌游吧幸存,动漫专门店和女仆咖啡厅之类的店铺全军覆没,早已不复当年盛况。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是有关鼓楼脚下这两条大街的——可以说这两条街的故事,是北京两代玩家成长的故事,也是电玩在北京发展三十年的缩影。

星星之火

鼓楼与游戏的缘分之深厚,堪称罕见:从电子游戏进入中国伊始,鼓楼的发展轨迹就与游戏紧紧结合在一起。游戏之于鼓楼的历史,甚至远超“二次元”之于日本秋叶原的历史。

尽管北京直到80年代末才出现第一家游戏专门店,但鼓楼的孩子对游戏却并不陌生。鼓楼西南1.5公里是小西天,北京的街机文化的中心,机台种类又多又便宜,是80后心中的“打机圣地”,直到2000年初才衰落下去。而尽管没有正规购买渠道,家用机却也已小范围地流进了鼓楼居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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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00多年办学史的鸦儿胡同小学

“第一次接触游戏是5岁左右,大伯带来一台游戏机,只能玩那种乒乓球类的游戏;手柄没有方向键,只能用旋钮控制上下,往后才有雅达利和FC,”卢鹏这样向我介绍。

卢鹏,绰号秃子——叫“秃子”却不真秃——1981年生人,自小在鼓楼长大,职业是通信工程师。卢鹏算是北京第一代家用机玩家,最喜欢的游戏是《莎木》系列。虽然现在工作压力很大,且已是一个四岁孩子的父亲,但仍没有放弃游戏。

卢鹏说的主机是任天堂1977年推出的第一代家用机产品Color TV-Game 15,今天收藏品市场的“神器”,有市无价。80年代前后电子游戏画面十分简陋,让今天的玩家提不起兴趣,但迅速征服了那个年代的用户:“就像第一次开车那种兴奋,手的动作可以直接导致电视画面上有相应的变化,感觉无比神奇。当时大人对游戏也没什么成见,全家人围一起玩,输的下去了立刻有人补上,大脑一直处于高度兴奋,不知道饿,不知道困那种。”至于这台游戏机的来历,卢鹏也不是很清楚:“大伯是做生意的,可能是他从国外买的,也可能是借的——因为我们家玩了一段时间,机器就突然不见了,可能是还了。”卢鹏的经历具有一定代表性,我们还采访了另外三位在鼓楼长大的“80初”玩家,他们的经历大同小异,基本都能追溯到雅达利时代。

不过鼓楼出现北京第一家游戏门店卡姆乐屋,却是个实实在在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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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

游戏的鼓楼,鼓楼的游戏

卡姆乐屋是北京第一家电玩专营店,在鼓楼经营了30年,我去采访时才刚从鼓楼搬到20多公里外的京西隆恩寺地区。这里是老板蓝姐的家,一间很宽敞的两居室,但各种商品货物堆起来再加上几位店员,还是显得有点拥挤。“因为鼓楼周边的市政规划要减少商业,不给续营业执照了,咱们肯定要支持政府,”蓝姐讲道。“我们在太阳宫组了一间店铺,还在筹备阶段,之后会把店迁到那去。”

卡姆乐屋的创始人姓王,是蓝姐的叔叔。王老爷子打小痴迷机械和电子设备,曾经对着杂志教程组装过电子管收音机,后来入伍当过装甲兵,有一身机械工程师的本事。老先生今年60多岁,发色全白,但身材瘦削轻健,腰杆笔直,能看出一股行伍的干练。

80年代,王先生在一家报社当记者,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了台湾三洋电子的朋友。当时三洋正在研发自家的FC兼容机“小精英”,王老觉得这才是自己兴趣所在,便辞掉报社工作加入三洋。游戏机上市后,老板觉得台湾市场还是比较小,打算把产品推向大陆,于是回家乡创办了卡姆乐屋。卡姆乐屋开始只做三洋产品的代理,后来随着主机世代的发展,渐渐把销售范围扩展到了所有机种。之后老先生年纪大了,不常去店里,就把店委托给了蓝姐。

卡姆乐屋最初选址在西直门。1988年,因西直门马路拓宽要拆迁,王老板将店迁到了鼓楼脚下地安门外大街96号——斜对1952年创办的地安门百货商场的黄金位置——鼓楼第一家游戏专门店就此扎下了根。当时去鼓楼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因为王老板的亲戚在那有间门脸房,环境还不错,就搬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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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姆乐屋旧址

88年的鼓楼远没有今天繁华,过马路都不用看红绿灯,街上根本没几辆机动车;东大街上买卖家不多,基本是住户,也见不到那么多新潮玩意。蓝姐说:“我们隔壁是家裁缝铺。那个年代家庭教育普遍比较开放自由,家长心态平和,不会因为没考上重点就歇斯底里,对游戏也没有那么大成见;学生压力没现在大,放学早、作业少,回去就是玩,但娱乐方式比较有限。”卡姆乐屋的出现,在鼓楼地区投下了一颗种子。

当时卡姆乐屋的客源主要来自周边的学生。他们对游戏接受度特别高,以致店铺不打广告、不提供试玩与演示,只靠口耳相传,来买机器的人就络绎不绝。蓝姐回忆那时店铺的火爆程度:“最火的时候店里是站不下人的。我们周末开张晚,到店经常发现还没开门,门口已经排起长队了。”

1988年是改革开放十周年。经过十年快速发展,北京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比改革开放前翻了三倍,达到1437元——注意这可是年收入!对那时的国人来说,游戏机仍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卡姆乐屋销售的“小精英”主机最初定价800元,卡带平均100多一盘,贵的可以破200——买一台主机带三个游戏几乎就掏空了普通人一年的收入,所以游戏机畅销,某种程度上是当地居民生活水平的写照。但是换个角度说,80年代末没有今天这么花样繁多的消费品,人们物欲也不高,真有想买的东西,攒钱的能力和意愿比现在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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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精英游戏主机

经济水平也定义了鼓楼地区独特的游戏文化。除北京鼓楼外,“包机房”曾一度风靡全国,直到PS2中后期才渐渐淡出中国玩家的视野。这些包机房每小时收费6-10元不等,比今天的网咖还要高,与买机器相比实在不划算,但却是很多家境一般的学生接触主机游戏的唯一渠道。然而在鼓楼——北京最大的电玩集散地——这类租赁服务却一直非常罕见。间或有一两家,也是因为店老板本人是玩家,在经营闲暇有自己玩的需求才设立的。我们采访了多位店主和玩家,大家一致认为可能是这一地区的家庭经济条件较好,感兴趣的大多直接买了,对包机需求不强。

总之,卡姆乐屋在鼓楼渡过了十分风光的第一年,随后,鼓楼的游戏店便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这时已经有了七八家。“(游戏店大量落户鼓楼)理由不谦虚地说,是看我们买卖好,”蓝姐说到这,像银铃般笑得很清脆。“另外当年大家普遍收入就那样,上班待遇也就那么回事,所以很多人倾向自己干点买卖,比较自由。”

不过这时期的店铺大多比较短命,普遍撑不过一年。FC时代的鼓楼与其他商圈比较,并没显现出日后发展成电玩中心的相对优势,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当时客户对大商场的盲目信任。

80年代末的经济条件决定了那时购买游戏机和卡带对家庭来说是一项高支出的重大决策,孩子基本是没有话语权的。而那个年代的父母比起私营的专门店还是更信赖大商场或者国营商店,所以即便鼓楼住户家门口就守着很多游戏店,很多家庭还是倾向坐车去几公里外的大商场买机器。鼓楼在游戏领域甩开其他商圈决定性的分野是世嘉MD时期,这是源于专营店的经营者对行业更深刻的理解。

软件是产业的核心——任天堂确立的这一准则早已成为业界共识,但在当年,很多大商场和国营商店的经营者根本没有“软件本位”的概念,仍然把销售硬件当做核心业务。这就导致这类店铺或因不重视,或渠道能力差距,卡带种类少,且大多不提供二手服务。鼓楼店家则能反其道而行,因势利导,发展出了专业化的服务。FC时代,卡姆乐屋就率先推出了卡带置换服务,旧卡带可以折现或加钱以旧换新,降低了软件的价格门槛。王老板在白板上手写下长长的细则,对二手卡带的成色及折现标准都有明确的规定,该业务很快便在整个鼓楼普及开来。二手服务再加上专业游戏门店集中带来的天然整合优势,使MD时代的鼓楼卡带种类齐全、价格便宜,成为玩家购物的首选。

另外,当时鼓楼店家销售的游戏机多为自家仿制的兼容机。这些机器品牌五花八门,质量良莠不齐,故障率远高于日本原装机,但也因此,店家获取零部件比较容易,且不少老板和卡姆乐屋的王老爷子一样是工程师出身,能提供售后保障和维修服务——这些服务在没有行货的年代解决了消费者的刚性需求,远胜过商场里那些机器一出问题就抓瞎的导购。

以上两个原因,使鼓楼一举确立了自己在众多商圈中的优势地位,也渐渐形成了中心化倾向。91年前后,鼓楼已经聚拢了相当庞大的玩家群体,初步形成了聚合优势与良好的玩家社区氛围,带动了周边街机的火爆,街机厅从小西天开到鼓楼周边,甚至开进了鼓楼里面。

“那时候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做得不好,鼓楼院墙里就有街机厅,最开始是占用鼓楼边上的角房开的,后来直接搬进了楼里。店门口总是淅淅沥沥停着几辆自行车,每到放学时间就被围得水泄不通,”柳楠回忆道。

柳楠跟卢鹏一样是“鼓楼脚下的孩子”,鸦儿胡同小学的学生。尽管他步入社会后就不再玩游戏,但提起当年经常驻足的鼓楼币厅,回忆却马上在眼前晕开,童年的光影仍历历在目:“门口挂着竹帘,到冬天还要加钉一层棉布。掀门帘进去,里面声音很嘈杂,靠墙摆着街机,游戏以三国和《街霸》为主——我们都喜欢《街霸》,但机台总被高个孩子霸占,很难玩到。当年一帮孩子里我是跟老板关系最好的。那老板约莫30来岁,有个1米7多点的身高,方脸,身材胖乎乎的,人很Nice,我们几个相熟的孩子去了经常赊币,老板也不介意。鼓楼里面还有家录像厅也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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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这里曾是一家街机厅

根据楠哥回忆,当时鼓楼周边还有两三家街机厅——今天后海游船码头的位置过去就是一家,只不过去那家打机的人龙蛇混杂,小孩子去了鲜有不被劫钱劫币的,所以他们一般只往鼓楼跑。

鼓楼街机厅一直营业到93、94年,后来政府加强了对当地文物古迹的保护,便将这些非法圈占古迹的商铺取缔了。不过换个角度思考,在有700年历史的文物古迹里开街机厅,老板也算完成了一项辉煌的人生成就;更甚者,恐怕放眼世界,也再找不出第二家选址这么奢侈的游戏店,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中国秋叶原”

命运就是这么神奇,以鼓楼街机厅关停的94年为标志,正好可以将这一地区乃至家用机发展史划分出两个时代。

94年底同期推出的世嘉土星和索尼PlayStation(下简称PS)堪称主机史上的“绝代双骄”,二者的对垒将家用机拉进了32位时代。而从94年起,中国经济经历了飞速发展,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731元,环比93年涨幅高达22%,并在此后十几年里翻了数倍,人民消费能力显著提高。这年还有一件大事,就是中国第一本游戏杂志《GAME集中营》(《电子游戏软件》前身)创刊,玩家有了自己的舆论阵地,鼓楼的商人也因此找到了口头传播之外的宣传手段,开始尝试在杂志上投放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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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游戏杂志《GAME集中营》

各种客观社会条件都十分积极,使鼓楼从94年起迎来腾飞,到土星/PS中后期,周边游戏店数量已增长到20多家。广告效应加上一些北京学生长大去外地念书,将鼓楼的名声传播到了其他地区,使其影响力逐渐从一巷一城辐射到整个北中国。蓝姐说:“FC时代就偶尔有从北京周边跑来的客人,土星后期鼓楼就名声在外了,有顾客特意从其他省份过来——比如山西、内蒙——也不再是什么新鲜事。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位客人是暑假从辽宁骑自行车过来的。”

不过那个时期对鼓楼的游戏店来说也不尽是好事。90年代中期,社会舆论对游戏的风向开始转变,也偶有带着孩子来店里却反悔的家长,更甚者有时矛盾激化,家长会当着大庭广众打骂孩子,这是蓝姐以前没见过的,对此她很不认可:“说游戏影响学习,我觉得是你没教育好吧?我们老顾客‘学霸’多得是。我觉得,既然带孩子来了,证明你在家肯定答应他了,那就别让孩子在外面没面子。”

但总的来说,94到08年,鼓楼亚文化圈仍是蓬勃向上发展的,这条老街也因此成了年轻人的聚集地;年轻人增多,反过来又吸引其他新潮行业在鼓楼落户。

跟随游戏步伐,第二批进驻鼓楼的是卖盗版影视、音乐光盘的小贩。这些商贩都是小本经营、流动性强,不适合整租店铺,只能依附游戏店生存。他们每月付店主1000来块钱,在店里承包一个柜台兜售自己的商品;而有人分摊房租,游戏店主当然也乐意合作。

卖影视、音乐光盘的小贩与游戏商走的完全是两个渠道。这些人手眼通天,路子很野,商品更新极快,上架一周的电影、专辑就能在鼓楼找到盗版,而且中外资源都有,品类齐全。最初,游戏商和影视盗版商在一间屋檐下做买卖,彼此形成了一种默契,泾渭分明,不会涉水对方的领域。然而后来,部分游戏店主发现这些盗版影音产品受众比游戏广,销路很好,而且生产技术成本更低,不依赖东南沿海供货,潜在利润可能比游戏还高,便在自己本行经营有余力的前提下开始兼卖影碟,不再向小贩转租柜台。

盗版音乐和影视产品进一步巩固了鼓楼年轻人聚落的地位,紧接着,乐器行、高达模型、轮滑、趴赛、潮牌、篮球鞋等潮流玩意一股脑涌向这条老街,“98年我打工的时候鼓楼大概有四五十家游戏店,乐器行已经很多了,高达模型刚开始有,”鼓楼东大街酷玩e代的高健老板这样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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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健

高健,1979年生人,家住小西天一带,打小便常流连于周边各街机厅,最爱《侍魂》,从雅达利开始接触家用机,此后成为鼓楼游戏店的常客。跟大多数孩子的童年一样,高健的父母极其反对孩子打游戏,亲子没少为此闹矛盾,打骂也是常有的事。当时高家电视尺寸比较小,为了限制小高健打游戏,父母出门或睡觉前会把电视搬到衣柜顶上——不曾想小高健虽然搬不下来,踩着椅子手指却刚好能够到电视开关,他就保持仰着脖子的姿势在夜里偷偷玩。

1998年高健高中毕业,家里给他找了几份差事,但他除了游戏,什么都不想干,于是选择到鼓楼的游戏店打工,月薪600,不包吃住。

2000年,高健打工的店老板不想干了,此时高健省吃俭用攒下一点钱,他和一位同样喜欢游戏的发小商量,二人合资在鼓楼另一家店里盘下一个柜台,自主销售PS2等游戏产品。但好景不长,经营一年多后兄弟失和,高健选择了离开。至于闹掰的理由,高健以“一起做生意常有的事”轻描淡写地带过,我便不好意思再问。

从阵痛中恢复后,打工时代就梦想拥有一间自己的店的高健决定赌一把,玩回大的。他哄骗父母说想干点“正经买卖”,需要一笔投资,老两口还以为儿子转性,愿意做点正经营生了,欢天喜地给儿子投了一笔钱。然后2003年,鼓楼东大街213号多了一家叫“酷玩e代”的电玩店,打工的“小高”摇身变成了“高老板”,为此父亲气得好几天没跟儿子说话,但木已成舟,除了接受也别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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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年左右的酷玩e代

听了这些个人经历,我笑着说高老板恐怕是天生注定要干这行的:他出生的1979年是国家正式施行改革开放第一年;他是国内第一批接触家用机的玩家;他打工的98年是土星和PS在中国最火爆的时候;他和哥们盘柜台做生意的2000年索尼推出了划时代的主机PS2;他开店翌年,在中国引发风潮,后来成为“街机”的PSP上市——高老板每次决策都赶上了主机在中国发展的大“风口”,命运之奇妙,有时候不得不服。

“当时鼓楼东大街刚开始商业开发,很多临街的房子开墙打洞改建成商铺,地租比地安门外大街便宜不少,所以2000年前后出现的新店基本都开在这条街上,”高老板向我们详细介绍起他创业时鼓楼周边的环境。

率先将动漫元素带进鼓楼的是高达模型店。由于二次元和御宅文化天生就与游戏亲和力更强,相关店铺和业务以令人惊诧的速度在鼓楼扩张。短短一两年,小贩手里的盗版影碟就迅速被盗版日本动画光碟取代,并且买卖比以前还要红火。其中1999年开始放映的《海贼王》、2000年的《火影忍者》和2002年的《高达SEED》风靡达数年之久,是拉动鼓楼动漫市场的“三驾马车”。

因为动画光盘销路实在太好,成本又低,以至于周边的小卖铺、服装店、手工艺品店这种主业与二次元八竿子打不着的商户也进来掺一脚,在店里摆上了成箱成册的盗版碟,使鼓楼做动漫相关生意的店铺实际数量已超过游戏店。同时,由于顾客选择太多,对商品种类和到货速度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像《火影忍者》这种人气番剧,如果某家店新碟到货速度比其他家晚上几天,客人立马不认可你,以后都不会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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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楼的盗版DVD

街道两旁专门的动漫周边店也多起来了,这些店销售的周边绝大多数是国内作坊生产的“山寨品”——不过正版模型、手办做工确实比国货精良得多,这类商品一直是正版居多。另外,一些比较大的周边店会销售正版的动漫、游戏原声CD,这东西当年全北京几乎只在鼓楼有。

激烈的同业竞争也倒逼鼓楼商家推出一些个性化、专业化的服务来增强竞争力。比如鼓楼的模型店提供代组服务——一些单纯喜欢高达动画却从没玩过组装模型的“小白”,如果担心技术潮浪费了宝贵的模型,可以委托店家找高手代组,只收50-100元不等的工本费;有时“大手子”们也会拿自己做的成品委托店家寄售。这些成品做工精良,售价却比未组装的板件还低,是只有陈列需求的轻度玩家非常好的选择。靠近核心用户、聚合优势、多样的服务和灵活的经营手段使鼓楼成了北京的模玩手办和动漫中心。

这时期鼓楼店铺竞争激烈,淘汰率非常高,大量店铺一两年就倒掉;而部分标榜“XX年老店”的铺子,其实也只是保留了招牌,实际经营者已数次易手。但总地来说,到04、05年,伴随着PSP和NDS两台现象级掌机的出现,鼓楼周边游戏、动漫、音乐等各种亚文化都十分繁荣,达到全盛。一些外地“御宅族”来北京旅游,鼓楼往往也被列入必去景点,颇有点“朝圣”的意思;网络上,逐渐开始有人将鼓楼称为“中国秋叶原”。2008年,国内著名游戏公司久游代理了万代官方正版网游《SD高达OL》,在游戏的官方论坛,久游特意开辟了“北京鼓楼”专区,专区描述就是“中国秋叶原”——这是第一次有比较官方的机构承认北京鼓楼在ACG领域的商业领军地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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