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底，小岛秀夫单飞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Kojima Production。在新工作室官网，监督留下这样一段开场白：

我们是Homo Ludens

从我们踏足这个世界的时刻开始

我们本能地发明了寻找“乐趣”的方法

并和我们身边的人分享

没有人要求我们这么做

我们也没有创造的理由

仅仅因为这是我们的天性

……

“游戏”不仅仅是消遣

它是想象和创造的原动力

甚且，游戏的人

就是创造的人

Homo Ludens是拉丁文，本意为“游戏的人”。《游戏的人》是荷兰学者约翰·赫伊津哈1938年出版的文化人类学著作，本书深刻探讨了游戏的性质、起源，以及对人类文明的意义。作为一个“岛学家”，我试图理解监督的思想，很好奇这本书对小岛监督带来了了怎样的启发与影响，所以读了原著。我很多年不写读后感了，今天想聊聊《游戏的人》究竟讲了什么——不过本文作为“读后感”可能不太合格，至多只能算“笔记”，因为我只是大篇幅复述原书观点并提出疑惑，不摆事实，不讲道理，更绝少妄谈有什么“感想”——要知道，在中国知网上，关于赫伊津哈游戏理论的研究文献超过2000篇，我远没狂妄到认为凭我才学能解读出什么终极真理，这可能是我皓首穷经一辈子都看不到答案的课题——甚且可能根本没有答案。但没有答案，不代表要放弃思考。一旦放弃，思想也就止步不前了，这是犬儒的做法。就像赫伊津哈在前言里写道：“动笔前就预先填满自己知识领域的所有空白实在勉为其难。但探讨泛文化课题，我们须得在自己尚未彻底扫荡过的疆域里攻城拔寨。”对从业者来说，这是提高业务水平的手段，也是义务。

要讨论游戏的社会意义，必然要先从游戏的起源说起。游戏不是人类独有的现象。我们通过观察小动物发现，动物天生就会玩游戏，不需要任何教育。并且人类游戏的一切基本要素，都体现在小猫小狗欢快的嬉闹中了——尽管人类的游戏规则更复杂、形式更先进，但从本质上说，人并未给“游戏”这一概念赋予任何特征。从这个角度来说，游戏似乎是一种生物本能，但用“本能”解释学术问题未免流于粗疏。长久以来，生物学和心理学研究尝试给游戏赋予各种各样的意义，最有市场的理论是“通过游戏对幼年生物智力或物理上的某些机理进行锻炼”，以适应未来严酷的生存环境。其他研究成果还包括“释放过剩精力、放松身心、补偿落空期待、生物发泄某种先天才能的冲动”等等。

以上理论乍一看都不无道理，但赫伊津哈认为它们在逻辑上犯了同一个错误，即先入为主地断定游戏必定在为某种不是游戏的东西服务，具有生物学或功利的目的。这些理论完全忽视了游戏的“乐趣”，而乐趣恰恰才是游戏的核心要素。玩游戏获得的乐趣，让以上结论苍白无力——所有那些目的生物都可以通过机械锻炼实现，为什么自然选择和进化赋予我们游戏功能？事实上，游戏超出了人类生活领域，也就不可能以任何理性关系为基础，如若不然，游戏现象便该限于人类专有了。一言蔽之，游戏没用。这是一个让人绝望的结论。我们穷究心智与时间，力图向世人证明游戏有丰富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行业——但却被先贤呵斥：“你们错了！”万幸，赫伊津哈除了棒喝，还递给我们启发的火种：人的价值观不只有“有用”这一个维度。我们在物质之上构筑精神世界，而对游戏的思考也应该延展到那个领域：

“承认了游戏的存在，也就承认了精神的存在，因为不论游戏是什么，它都不会是物质。即便在动物界，游戏也挣脱了物质的束缚。如果认为世界完全受盲目力量支配的话，游戏就纯属多余了——只有精神的洪流冲垮了为所欲为的宇宙决定论，游戏才有可能存在……人类社会超越逻辑推理的天性才能不断被证实。动物会玩游戏，因此它们不只是单纯的机械物体；我们会玩游戏，而且知道自己在玩游戏，因此我们必定不只是单纯的理性生物，因为游戏是无理性的。”

将思维的边疆扩展到精神世界，由此思路豁然开朗，赫伊津哈总结出了游戏的三大特征：

1）游戏是自由的。游戏是非物质、非理性的行为，不带有任何功利目的。它遵循自由参加的原则，受命参与的游戏就不再是游戏，最多只能算对游戏行为的模仿。

2）游戏有别于真实生活，是暂时创造出一片完全由游戏规则支配的空间。每个参与游戏的人都心知肚明他们“只是在假装”，或者说只是好玩而已。

3）游戏受限制。限制游戏进行的条件很多，比如必需有进行游戏的空间、游戏规则、需要在特定时刻终止等等。但因为游戏受限制、有自己的进程，决定了它是可重复的，能够形成文化和传统。几乎所有游戏都有重复或交替要素。

在此基础上，赫伊津哈给“游戏”这一概念下了明确的定义：

游戏是在特定时空范围内进行的一种自愿活动或消遣；遵循自愿接受但又有绝对约束力的原则，以自身为目的，伴随有紧张感、喜悦感，并意识到它不同于平常生活。

给游戏定性后，赫伊津哈开始据此分析游戏与文化的关系。《游戏的人》全书依次对竞赛、法律、战争、诗歌、宗教、哲学艺术等文化现象中的游戏元素进行研究，最后得出了核心观点：我日益坚信，文明是在游戏中产生，并作为游戏发展起来的。”具体论证过程和研究结论鉴于材料浩繁，本文篇幅有限，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原著。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赫伊津哈提出的忧虑：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往往藉由否定其内在的游戏元素来拔高自己，认为“严肃”是第一位的，游戏只被分配到次要位置，游戏精神也在文明中一步步衰退了。但事实告诉我们，不论从现实还是语言学上考证，“游戏”概念都是第一位的，“严肃”则是第二位的。从社会现象上说，“游戏状态”是比较多元的。游戏通常伴随着轻松欢乐，但有些时候也可以十分严肃——比如电竞选手在赛场上往往是非常严肃的，他们根本就没想笑，直到比赛结束，才有可能获得释放感。极端情况下，游戏甚至可以相当血腥甚至危及生命，除了影响参与者，几乎使围观者都丧失人性变得残忍，例如原始人各种自残身体的成人礼、古罗马斗技场里的角斗士表演等等。

根据语言学考证，“严肃”是通过否认“游戏”来界定自身的——“认真”的全部含义无非就是“不在游戏”而已；相反“游戏”的含义非常复杂，绝非“不认真”或“不严肃”可以概括。因此，语言中的“游戏”概念先于“认真”出现。综上所述，从各个角度考虑，比起“严肃”，“游戏”概念层次更高。因为“严肃”排斥“游戏”，“游戏”却能很好地包容“严肃”；“游戏”是正面的，“严肃”才是负面的。丧失游戏精神，对文明本身的伤害难以估量：

“我们认为，游戏先于，也在某种程度上优于文化。没有游戏要素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文明。因为文明总是预先假定自身受到限制和控制，不会把发展趋势同终极目标混淆，却意识到文明出于自愿接受的特定界限内。在一定意义上，文明总是按特定规则来游戏，而真正的文明需要公平游戏。因此，欺骗或者搅局会摧毁文明本身。”

将理论映射到现实，赫伊津哈举的一个例证洞若观火、思维清晰、论断精辟，令人印象深刻。纳粹德国在政治文件中将进入备战状态描述为“发生严肃事态”，这有两个隐藏含义：第一，否定战争本身和游戏有所联系，游戏精神自然也不适用于战争；第二，国与国的关系只有发展到战争地步才是“严肃”的，其他任何形式都是“游戏”，是为战争做铺垫。这种观点十分危险，将“游戏”和“战争”、“严肃”完全对立，证明纳粹对战争的认识趋于极端，已经突破了文明底线，将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游戏的人》成书于1938年，一年后德国和世界发生了什么，我们都知道了。而赫伊津哈本人，也在1945年遭纳粹迫害致死。

余秋雨评价《游戏的人》“提出的问题多于答案”，能激发思考，只是苦了来寻找答案的人。这本书没有解答，反而增加了我的疑惑。我把疑惑记述在这里，或其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引发有价值的思考。我甚至有强烈的预感：在三五年后，当我对这些问题思考更透彻了，可能会把《游戏的人》这个主题再写一次。游戏为什么好玩？这个问题《罗辑思维》栏目第167期探讨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罗胖阐述的理论并不稀奇，认为游戏提供了一套廉价的“反馈-满足”机制，符合人类的认知模式。但读过赫伊津哈，我现任认为罗老师失于角度单一了，没有将游戏上升到精神和文化高度，显得比较肤浅。我们再回头看赫伊津哈的理论，当他谈论“游戏”的时候，究竟是在说什么：自由、去功利化、参与者人人平等受规则制约、追求胜利与荣誉，并由此萌生了神圣意识……在游戏中，生物的肌体或智力被充分发挥，焕发出美的感受，并从中获得乐趣。这时候我们恍然大悟：游戏，其实是一种对生活中审美形式的追求，是基于浪漫人本主义，对人类“童年”状态那些原始的纯洁美德和生活方式的讴歌。领悟了这些，我们才能理解赫伊津哈的向往与绝望。他热情讴歌古希腊的竞赛，亦即游戏精神，认为那里才有诞生英雄的时代与土壤：

“随着文明变得越来越复杂、随着生产技术和生活本身变得越来越有条理、越来越不堪重负，古老生活的土壤渐渐被一层茂密的观念、思想体系、知识、教条、制度、道德习俗所覆盖——这些都和游戏断绝了联系。由是我们宣称，文明变得越来越严肃了，游戏被分配到次要席位。英雄的时代结束了，而竞赛的精神也一去不复返了。”

电子游戏是“游戏”吗？对赫伊津哈研究的社会学上的“游戏”概念我们已经有了一定了解，那么我们不妨要问：电子游戏是“游戏”吗？社会学的“游戏”理论在电子游戏上适用吗？单从定义看，电子游戏具有游戏的特征，但“电子游戏”完全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形势上，还从文学、绘画等诸多文明成果中汲取养分供养自己——而现代文明和艺术在精神上恰恰是有排斥游戏倾向的。如果仅仅概括为“现代人使用新技术对‘游戏’的形式加以改良的产物”似乎无法自圆其说——这不能解释为什么那么多电子游戏在开发方式和玩法设计上是“反游戏”的：拿开发流程举例。如果以上判断成立，那么所有电子游戏诞生方式都应该是先有玩法，再不断为期添加文明要素，丰富其形式。可今天有大量剧情导向的游戏，它们往往在游戏本体连雏形都没有的时候，就通过另一文明产品——文学——把世界观和剧情构建好了；甚至AVG唯一的玩法就是看故事，怎么解释？

再说玩法的导向性。赫伊津哈认为，游戏的目的是“非功利”的，但今天无数游戏的玩法都是功利导向的，比如抽卡、开箱子。粗暴解释为单纯是厂商贪得无厌并不合理，因为确实很多玩家从“抽抽抽”上体会到了乐趣。其实赫伊津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该问题的角度：带有功利目的就不在是游戏，最多只能算是对游戏行为的模仿。那么电子游戏或许是随着文明发展，失去游戏精神与余裕的人类，借助现代技术创造的一种“补偿产品”，是帮用户缅怀游戏精神的安慰剂——只是这么一想，电子游戏性质真就跟“精神毒品”差不多了，我们的行业未免太可悲了罢！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电子游戏可能确实像社会学上的“游戏”一样，正在构建另一种文明。我们将思维发散得遥远一点、视角科幻一点：如果未来科技真的实现了人类意识的数字化，人类大量时间，甚至完全生活在虚拟世界，那么我们可以想见，未来虚拟社会的雏形其实在今天已经诞生了——就是网络游戏。我们已在网络游戏中构建了极有延展性的经济体系、社会制度、法律规章和生活方式，以上都是可以向虚拟社会移植的。只不过届时，我们将面临一个重大的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课题：在300万年的人类史上，我们都是通过群居生活形成社会，再随着文明发展不断完善社会形态的。如果虚拟社会真的成为现实，那么社会演化的进程将完全颠倒：人类是先构建了完整的社会形态，再进入其中生活的——不过这么复杂的课题我不敢谈，还是交给未来的人类思考吧。“玩游戏”其实是一种哲学或精神状态？我们仔细研究赫伊津哈对游戏的定义，会发现其实不只界定了“游戏”的性质，对人“玩游戏的状态”也是有要求的，大抵包括参与自由、非功利、能意识到“游戏”与“现实”的区别以便随时终止等等。那么，按此定义，首先，读者老爷们再也不能吐槽我们工作是“上班打游戏”了——主编要求我打游戏就不能叫打游戏咯，是在正经地工作！（编者按：不开玩笑地说，强迫你玩不喜欢的游戏还要写东西真的蛮痛苦的。）

其次，对于沉迷者，无法区分“游戏”与“现实”，对游戏产生了习惯甚至生理依赖，无力靠自己的意志选择适时结束游戏，这种状态是不是就不能定性为“玩游戏”了？第三种情景相信所有玩家都体验过：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想“玩游戏”，只是单纯想无意义地度过一段时间，但既不想睡大觉，又想不出其他事情可做，最后百无聊赖打开游戏。按赫伊津哈理论，当我们处于这种状态下，或许不能定性为“玩游戏”？因为我们某种程度上是“别无选择”而非纯自由参与的，且目的带有一定功利性。同时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当我们在这种状态下打游戏，往往无法体会到多少乐趣。阵营喷子才是最有“游戏精神”的玩家群体？游戏受到诸多因素制约，比如规则、场所、时间等等。游戏世界独立于现实之外，因此也更加脆弱，必需靠施加限制来保护游戏本身存在和位于其中的游戏者。破坏规则的“作弊者”和“搅局者”自然要坚决打击。“作弊者”和“搅局者”待遇又有不同：“作弊者”至少在表面上承认规则，是“游戏圈子”内的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无视规则的“搅局者”破坏的是圈子本身，这就是“敌我矛盾”了。把视野放广一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现实社会，“伪君子”比“真小人”更受欢迎。总结得“像人话”一点：游戏玩家“抱团取暖”其实是在维护各自群体的精神归属、审美取向和游戏方式。不同游戏圈子之间，对立是天然和本质的，合作共赢才是次要的——那么一个比较尴尬的推论出现了：最有“游戏精神”的玩家，可能是阵营喷子……

基于常识和理性，所有从业者和核心玩家苦口婆心地规劝“放弃阵营对立有益于业界”——但“关心业界前途”其实就是一种功利目的而非游戏心态，是理性压倒本能才可能得出的结论。对普通玩家而言，“维护自己的游戏圈子”是更合理、更游戏的反应——自己的圈子能发展得更好是唯一诉求，其他“游戏圈子”的玩家就是“搅局者”。对立圈子衰退甚至死掉，玩家前来“归化”，是每个小圈子唯一乐见的结局。我不否认确实有些玩家审美取向比较博爱，各个平台、各种游戏类型都能接受，这些人言论倾向也尽力回护宏观环境，但这只能说明他们身处的“游戏圈子”本身外沿比较大。我们不能藉此强求那些非出于偏见，而是确实不喜欢某一平台的玩家矫正审美取向——对他们来说，攻击看不上的平台就是天然、正当、且符合“游戏精神”的。所以“阵营喷子”才是最有“游戏精神”的玩家？如果“理性”和“游戏精神”并不是对立关系，那么如何才能构建和谐的游戏圈子交互？电子游戏与艺术最后是一个问题是老生常谈了：电子游戏到底算不算艺术。事实上这是唯一一个我心里已有答案的问题，在本文重申不过借题发挥，和读者交流一下而已。就我从业四年接触的人来说，但凡从业年限较长的同仁，对此态度基本一致：无所谓。赫伊津哈论证，艺术是从游戏中诞生，并作为游戏发展起来的。然而游戏本身要发展成艺术，要面对其他艺术门类都没有的逻辑悖论：它还是游戏吗？各种艺术门类一旦发展成熟，即便它们在机制上还保有游戏元素，但也不再是游戏了。就好比戏剧，在原始阶段就是游戏，待其发展成熟，被定性为“艺术”后便脱离了“游戏”范畴，但它仍是戏剧——保留了自己的本质属性。可电子游戏变成“艺术”，在游戏内容、价值取向、开发方式、表现方式上，我们该何以自处？不可否认的是，评判“艺术”和“游戏”的标准就是不同的。玩游戏追求的是乐趣和本能的满足感；从艺术中寻求的是情感体验、逻辑认知、审美与艺术形态的统一——而赫伊津哈告诉我们，这些既不属于游戏，也不是人类的本能诉求。游戏是非物质、非善恶、非理性的。我们可以评价个别游戏“是艺术品”，这没问题，但“电子游戏”作为媒介形式是否应该定性为艺术？难说。

从功利角度考量，电子游戏成为艺术也未见得有甚好处。玩家将电子游戏哄抬到艺术高度，主要是出于一种“为游戏正名”的诉求，并且希望游戏成为艺术后能为更多人接受——诉求本身无疑质朴可爱，但只消稍微理性一点，其不切实际也就可知了：没有人玩或做游戏是因为它艺术；同理也没有人反游戏因为它不艺术。幻想着游戏变成艺术，形象就光明睁大了，地位就主流了，资本就进来了，市场就井喷了，还是图样。这种天真的乐观本质反映的是玩家对自身存在价值的不自信，最终也注定变成玩家的自娱自乐。电子游戏发展到今天，靠的是技术发展或市场经济，依托的是人的本能需求。我们不需要政府或其他主流权威的认可与扶持——事实上他们反游戏的时候更多——别打压就谢天谢地了。而更加严峻的事实是，按赫伊津哈的理论，电子游戏发展得越接近艺术，就离游戏的本质越远。

絮叨数千字，感谢能看到这里的每一个人。《游戏的人》这本书非常难读，全书涉猎极广，语言枯燥晦涩，很多研究方向都触及我知识空白，能参透的仅十之一二而已。但即便如此，这本书仍足以令我兴奋：或许游戏在功利的社会意义上“没用”，但却不是“无意义”的——仅仅知道这一点，便足以令我们从业者在每个清晨睁开眼的时候，产生荣誉感与使命感。最后，我引用一段柏拉图的话，聊以结尾：

“极度严肃唯有神配得上，而人是神造的玩偶，那就是人的用途。因此，男男女女都要照此生活，玩最高尚的游戏，并达到有别于当前的另一种精神境界……他们认为战争是最严肃的，但在战争中既没有真正的游戏，也没有真正的文化。而我们认为游戏和文化是最严肃的，因此，人人都必需尽可能地在和平中生活。那什么是正确的生活方式呢？过生活须得像做游戏，玩玩游戏，献上祭品，唱歌跳舞……如此这般，此人方能取悦众神，方能御敌自卫，方能赛场取胜。”——柏拉图